【活动回顾】传媒法制专业“跨学术交流会”(二) | 金耀:平台数据治理规范路径的再思考

发布者:威尼斯wnsr888发布时间:2021-06-01浏览次数:20

主讲人简介:

金耀,宁波大学学院讲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兼任互联网法制研究院(杭州)特聘研究员,浙江省法学会网络法治研究理事,华东政法大学大数据政策法律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个人信息、数据法学的科学教研工作,在该领域具有较好的学术积累。主持中国法学会省部级课题1项,参与研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2项。先后在《法律科学》《法学评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曾获第三届中华法学硕博英才奖、第十一届中国法学会青年论坛征文一等奖,多项研究成果为《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高等院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

5月20日下午六点半,威尼斯wnsr888传媒法制专业“跨学术交流会”第二场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了宁波大学法学院的讲师金耀,主题为平台数据治理规范路径的再思考,在线上与老师学生们共同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下平台数据规范的新方式与新思考。本次讲座由威尼斯wnsr888副教授刘展做主持。

讲座伊始,金老师由前段时间的特斯拉事件引入,讨论了该如何判定特斯拉行车数据性质?特斯拉方关于其行车数据的处理是否恰当?由此来到了讲座的第一章节,什么是数据治理?金老师认为,数据必须要成为生产要素才能进一步讨论数据治理问题。而数据要成为生产要素,就必须资源化、资本化和资产化,具有可流通性,但是由此又会衍生出数据权属、是否应该坚持绝对化的数据安全等问题。在数据治理概念未统一的现在,数据治理必须要符合现今数字经济的特点,在金老师看来,数据治理就是关于数据要素的产权权属、流通利用、数据安全、数据红利分配等内容。而数据治理的核心就是要通过数据的流通和利用,使数据真正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性生产要素和资源,换言之,单一的数据保护、绝对化的数据安全观均不符合当前数字经济治理的趋势。

紧接着,金老师就数据治理的法律路径争议进行分析:从法律层面看,数据治理主要是解决数据保护与利用的问题,而何种法律路径应当成为数据治理的主要方式,目前国内外是存在着争议的。在我国,数据治理要先解决数据权属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如果数据权属问题未解决,后续的数据流通、数据利用均具有法律上的风险,也会给现在国内大量的数据交易平台、交易中心造成困扰。在现在情况之下,学界提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建立数据财产权,另一个是建立数据治理合同路径,但两者都需要解决一些现存的问题才能进一步实施。

关于数据财产权,其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界提出的,其概念还在不断发展,而美国所谓的信息隐私财产权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个人信息领域。就数据财产权本身来说,其客体现在是不明晰的,所以任何法律上的权利构建均缺乏正当性。并且,虽然个人数据构成了数据财产权的重要内容,但不应当仅限于个人数据,还应该包括企业在数字活动中有意或者无意生产或记录的数据。但数据财产权的归属就产生了问题,有学者认为:个人数据为个人所有;个人和平台共同创造的数据由个人和平台共有;平台创造的数据由平台所有,这是目前认同度比较高的。

对于数据财产权理论本身,也有从数据经济属性、劳动价值理论、激励理论等方面的质疑,金老师一一进行了回答,并对数据财产权作了小结:构建绝对权性质的数据财产权,是当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不论是“数据资产权”、“数据用益权”、“新型知识产权”均是传统财产权体系下的逻辑推演;但这个逻辑推演本身是一种路径依赖,传统财产权体系是否适用于数据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数据权不应脱离数字经济的特征,数据治理最终要实现数据的流通和利用,如无法解决该问题,财产权路径的必要性就存在问题。

而关于数据治理合同路径,金老师认为是比较符合现在的数字经济特征的。当前状况下,没有必要创设一种新的数据权,合同解决方案足以有效保护数据,而在现在没有显示出在数据中创造权利有经济上的必要性,数据权就有极大可能干扰自由竞争和信息自由。而数据合同路径的逻辑起点在于数据的流通和获取,并非数据权属,数据权属不应成为制约数据流通与利用的法律障碍。数据合同也更利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助于大规模定制交易、有利于数据的流通。当然,对于数据治理合同本身,有学者也提出数据的可复制性致使数据持有者对数据控制不足,合同路径保护力度不足等问题。

金老师认为,数据本身的实时性使竞争者搭便车的行为不易实现,而基于实时性的特点,企业平台可以基于技术措施来实现不同程度的数据访问和获取,形成数据物理上的排他性。并且,数据合同的法律本质是数据许可合同,合同的履行方式是“提供”而并非“交付”,所有权还存续在数据持有人手中。

以往数据治理的案例中,有的是以数据财产利益的反不正当竞争来判定,也有以平台的反垄断规制来判定的。而关于数据财产权,深圳也在《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征求意见稿)》中首次提出了“数据权”的概念,但由于其争议颇多,最后在《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暂行条例》中将“数据权”修改为“数据权益”。关于数据合同路径,也有许多尝试,在《电子商务法》第三章中,规定了“电子商务合同”,主要指的是合同的订立、履行主要是使用自动信息系统。我国的梅夏英教授也建议立法者要综合考虑网络发展规律、网络技术和商业的进步、网络安全及公民的自由和发展等要素,使用强制性的公法明确数据流动、分享、存储和操作的规则。

关于数据治理本身,金老师提出了一些思考:数据治理不仅要解决数据产权问题,更要促进数字经济中的数据流通,以此作为数据权属解决方案的衡量标准;数据治理需要的是法律、技术、市场等多方的协同创新;数据权属问题需要将个人主体数据利益问题纳入其中,构成正当性基础;单一的赋予企业以排他性的数据财产权或仅关注数据的获取问题,并不能充分反应当前数据主体利益的复杂性与场景的依赖性。

会后,学生在线上提出关于数据定价、网络用户画像归属、广告业与个人隐私的冲突等的问题,金老师一一做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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